lol司馬老賊王之蔑視

1、司馬懿，字仲達。古代人為什麼要有字，是什麼意思。我們能取個字嗎

因為古代男子20歲女子十五歲，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與本名涵義相關的別名，稱之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稱其表德之字。

可以取，直到近代仍然被許多知識界和文化界的人使用，如胡適字適之，孫文字載之，毛澤東字潤之。現代除了知識界和文化界的大家仍然使用外，普通老百姓很少人使用了，有些喜愛歷史學的人擁有表字，比如李浩然字子檀，周啟星字承啟。

(1)lol司馬老賊王之蔑視擴展資料：

古人的明、字、號：

古人一般稱呼別人的時候，是不可以直呼其名的，通常都是稱字。如果是年輕人還沒有字，他們則會說：年幼，無表。所以取字的目的，就是讓別人尊重他，避免直呼其名。

其實更多的古代平民百姓是沒有名字的，特別是古代的女孩子，這也是封建社會不平等的地方。古代的平民百姓因為受教育程度不高，也不認識什麼字，所以很多時候都不給孩子起名字。比如父親姓李，第一個孩子叫李大，第二個兒子叫李二，要麼就是花錢送禮找認字的先生給取個名。

古人的號則分為兩種，一種是自號，也就是自稱的，另一種就是別人送的號。比如說晉朝的陶淵明，他家門前栽了五棵柳樹，他就自稱是五柳先生。又比如三國時蜀國的謀士龐統，他的號叫鳳雛，他這個鳳雛和諸葛亮的卧龍一樣，都是龐德公送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表字

2、lpl結束後余霜主持的什麼節目

那是賽後采訪環抄節啦，主要對比賽獲勝隊伍的選手進行一段采訪。
余霜是這波主持人中，嘴最刁的一個了，經常會問很多其他主持人不敢問的敏感問題。而且必問問題就襲是：獲勝了之後心情怎麼樣。幾乎所有選手都回答，高興，開心之類的。然後余霜會自己傻呵呵的在那笑，選手不想笑也只好陪著笑。只有一個人淡知淡的回答道，還好，並且面無表情。余霜又傻呵呵在那樂，該選手一臉冷漠。完全沒有陪著笑，搞得余霜笑的是尷尬至極！這位選手就是著名的王之蔑視～司馬老賊。有興趣可以看看采訪錄像，真道的逗。

3、司馬懿怎麼得的政權

發生在齊王曹芳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之變，是曹魏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是役，司馬懿利用曹爽兄弟扈從齊王芳謁陵之機，發動兵變，控制京師洛陽，一舉傾滅曹爽集團。曹魏政柄自此移人司馬氏之手。這次政變是正始年間曹爽、司馬懿兩大對立集團長期矛盾的總爆發，其根源深遠。關於這次事變，歷來史家評論甚多，其中不乏發覆之見，為我們迸一步研究提供了啟發性線索。本章擬在前賢論述的基礎上，對「正始黨爭」作若幹探討。

一、曹魏皇權演變與司馬懿勢力之興

高平陵之變及隨後司馬懿誅夷敵黨、專擅朝政，給後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問題：司馬懿歷仕四主，二受顧命，為何一旦構嫌於宗室執政（曹爽），便萌生反逆之心？司馬氏兵變得手、握有政柄後，何以迅即對曹魏皇權構成傾覆之勢？這些問題牽涉到有關曹魏皇權的深層次矛盾，需要追根溯源到「魏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統治時期。

曹魏王朝是由曹操奠定基業而由曹丕建立的。漢靈帝中平六年（189），曹操在陳留起兵，參加關東聯軍討伐董卓的戰爭，這是他興兵創業的開端。但是，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領兗州牧，敗降青州黃巾，他仍是一個「名微眾寡」的普通軍閥。當時，在爭霸戰爭中居優勢地位者首推袁紹。汝南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勢大根深。因此，袁紹在冀州起兵，得到大族、豪強的廣泛支持。相比之下，曹操的家世妨礙了其勢力發展。

曹操祖父曹騰，安帝時人宮，歷侍順、沖、質、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值東漢宦官專權之世，沛國譙縣曹氏宗族頗受其惠。『騾父嵩，為曹騰養子，依養父之勢，歷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大鴻臚等高官，又因貨賂中官及輸錢1億萬而進位太尉，躋身東漢政權的最高統治層。曹操蔭藉祖、父，20歲即舉孝廉為郎，順利地步人仕途。但是，在桓靈之際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激烈斗爭中，曹操家族無疑被視作「濁流」一類。盡管曹操作了種種努力，疏遠宦官勢力，結交名士，「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但仍得不到士大夫的完全認同。黃巾起義爆發，繼而董卓暴亂兩京，曹操得機廁身「名豪大俠」之列，興兵爭霸。幾經挫折，終於據有兗州一隅。

曹操任兗州牧時，荀或是第一個前來投奔的世家大族人物。苟或出自潁川潁陰苟氏家族，祖父苟淑、叔父苟爽，享名極高。其父荀緄屈迫於宦官勢力，為他娶中常侍唐衡之女，故「或為論者所譏」。因為這層緣故，苟或與曹操當有某種默契。曹操得到苟或，十分重視，稱他為「吾之子房（張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漢獻帝都許，成為他事業的轉折點。由此他取得了「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又通過苟或的推薦，徵辟了一大批名士，許都政權初具規模。

這個時期，鍾繇、苟攸、杜襲、趙儼、陳群等潁川籍士人相繼歸附曹操，連同先前投附的苟或、郭嘉等人，形成了一個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徵的「潁川士人集團」。還在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悖、夏侯淵、曹仁、曹洪等即隨從征伐，以後逐漸形成了以曹氏、夏侯氏宗族為核心的「譙沛武將集團」。這兩個集團對掌文武，構成了曹操政權的兩大支柱，在爭霸戰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當曹操剿滅徐州呂布、淮南袁術兩股割據勢力，穩定兗、豫二州時，袁紹也攻滅勁敵公孫瓚，占據了青、冀、幽、並四州的廣大地區。曹、．袁兩大勢力隔河對峙，勢在必爭。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曹操戰勝袁紹；接著用了數年時間，到建安十一年，相繼攻下袁氏老巢鄴城，克平冀、青、幽、並四州，最終成為北部中國的霸主。

曹操傾滅袁氏集團，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首先，它破敗了袁紹及其追隨者依照東漢模式重建世家大族專政政權的企圖，而曹操控制下的政權，則是豪強地主與世家大族的聯合專政，從而曹操得以實行「名法之治」，進行一系列政治、社會的變革。其次，它決定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南方人士（大致以黃河為界）在統一政權中將居於政治主導地位。

在上篇第三章中，我們揭示到：曹操佔領冀州後，將政治中心由許都移到鄴城，又自領冀州牧，對冀州實行直接治理。他大量辟召河北名士，主要用作冀州州府的「省事掾屬」；同時，針對冀州風俗「阿黨比周」，專門發布《整齊風俗令》。這些措施表明，曹操一方面對河北士人作有限度的拉攏、利用，另一方面又力圖削弱其社會基礎。在曹操政權中，以冀州為主的河北士人明顯受到很大程度的壓制。消滅袁氏集團後，曹操步人了事業鼎盛期。

在鞏固和擴大統一局面的同時，曹操強化了集權統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誅殺太中大夫孔融，就是他採取的重大舉措。孔融，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是名重天下的大名士。他不滿於曹操專擅朝政，處處與曹操作對，譏議時政，成為曹操集權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曹操誅殺孔融，並打出「破浮華交會之徒」的旗號，決意破除漢末以來士人「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浮華交會」的風氣，為集權統治掃清道路。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曹操相繼發布了「唯才是舉」三令。三令從解決選舉用人的實際矛盾出發，意旨所及，深刻地觸動了大族、名士賴以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信條。

陳寅恪曾精闢地指出：「蓋孟德（曹操）出身閹宦家庭，而閹宦之人，在儒家經典教義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對此不兩立之教義，摧陷廓清之，則本身無以立足，更無從與士大夫階級之袁氏等相競爭也。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為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概括而言，曹操強化集權統治，必然要與大族、名士在政治和思想兩方面發生沖突，由此將產生深遠影響。

當曹操將集權統治發展為建立魏國、圖謀以魏代漢時，他與大族、名士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其嚴重後果是導致作為政權支柱之一的「潁川集團」發生分裂。潁川苟氏家族以苟或為代表，包括苟攸、苟衍、苟悅等，是潁川集團的核心，在曹操政權中佔有重要地位。苟或投附曹操，是以「乃心王室」為政治抱負的。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讓董昭就「晉爵國公」事密咨苟或，苟或窺透其用心，斷然表示反對。他因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殺。此後，苟攸授職魏國尚書令，不久去世。鍾繇一度象徵性地拜授為魏國相國，因受「魏諷謀反案」牽連而免官。潁川集團的政治地位激劇下降，陳群被擢升為魏侍中領漢丞相東西曹掾，成為該集團的後進領袖。

綜上所述，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在創建霸業和強化集權統治、圖謀以魏代漢的過程中，與大族、名士的關系始終具有重要意義。以苟或投附曹操和曹操掌握漢獻帝為契機，「潁川士人集團」較早形成與曹操的聯合，是曹操勢力得以興盛的一個決定因素；曹氏、夏侯氏宗族通過血緣、姻親關系與曹操結合，並構成「譙沛武將集團」的核心，則是另一個決定因素。然而，曹操與包括潁川集團在內的大族、名士有著很深的矛盾。他「破浮華交會之徒」，蔑視儒家禮法，都是針對大族、名士採取的舉動，尤其是在「以魏代漢」的問題上，曹操與大族、名士尖銳對立，導致潁川集團分裂，從而削弱了自身政權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曹操戰勝袁氏集團，造成南北士人在統一政權中政治地位懸殊，以冀州為主的河北士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壓制，由此埋下了地域政治的不安定因素。這些構成了未來曹魏皇權的深層次矛盾，存在著被極端敵視曹氏政權者利用的可能。

陳寅恪指出：「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於是當時士大夫階級乃不得不隱忍屈辱，暫與曹氏合作，但乘機恢復之念，未始或忘也。」咐於部分「士大夫階級」來說，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楊彪、孔融是這樣，金神、耿紀等也是這樣，而司馬懿則是他們中的突出代表。

據《晉書》卷一《宣帝紀》記載：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

關於司馬懿受曹操辟召並最終就職的經過，《晉書》卷三一《宣穆張皇後傳》、《太平御覽》卷三一引舊《晉書》，亦有具體記載，可與引文互相參證。司馬懿出自河內溫縣的儒學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將軍，曾祖以下三世居太守之任。他「知漢運方微」，卻「不欲屈節曹氏」，拒不應辟，當是在出身門戶和文化傳統方面鄙視曹操，並對曹操專擅朝政心懷不滿。

當時，同郡名士楊俊認為他是「非常之人」，崔琰也評價他「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晉書》本紀則稱他「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司馬懿是這樣一個很有主見和富於個性的人物，他既然敵視曹氏，又怎肯輕易應辟而就範？誠如引文所反映，他反復盤桓，只是迫於曹操威逼才「懼而就職」，然則其「乘機恢復之念」，確實「未始或忘」。

司馬懿進入曹操政權後，並未得到重用。然而，他在任太子中庶子期間，頗受曹丕「信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孫權上書曹操，「稱說天命」，司馬懿也附從陳群、桓階、夏侯悖等人，表示贊成曹操取代漢帝。從拒不與曹氏合作到支持曹氏篡漢，司馬懿的表現前後截然相反，這只能說明他精通權詐，善於韜晦，而很難說明其態度有根本轉變。據《晉書》本紀載：

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日：「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曹操察覺到司馬懿「有雄豪志」，又查驗到他「有狼顧相」，而太子曹丕卻與他關系密切，不免要為「大魏國祚」憂慮。因此，曹操告誡曹丕「司馬懿非人臣」，「必預汝家事」，希望引起警惕。若非曹丕袒護和司馬懿本人深加韜晦，他幾乎被曹操誅殺。

在曹操統治時期躲過兩番劫難的司馬懿，到曹丕在位期間，受到異乎尋常的寵待。曹丕稱帝後，司馬懿一再遷升，位望日隆，與陳群對掌朝政。黃初五年、六年，曹丕兩次南征孫吳，授命司馬懿鎮守許昌，錄尚書事。黃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遺詔司馬懿與曹真、陳群輔政，並詔太子：「有問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已經揭示：曹丕採取「通達」放任的用人方針，他確定司馬懿的顧命大臣地位，奠定了司馬氏勢力發展的權力基礎；與曹真、陳群相比，這兩人的元勛地位是自曹操以來倚仗譙沛人、聯合潁川集團政策的產物，而司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寵信的結果。此亦表明，自曹操以來的曹魏權力結構發生了重大傾斜，河北士人終於登上權力頂層，取得歷史性突破。

魏明帝在位期間，司馬懿專擅疆場，盡顯崢嶸。他在太和二年（228）襲破新城太守孟達，平定反叛。太和五年以後，由於曹休、曹真相繼去世，司馬懿得以專擅對蜀戰事。景初二年（238），他又率大軍討滅公孫淵，盪平遼東。至此，司馬懿的權勢、位望達到頂點，已成坐大之勢。這個時期，司馬懿對曹魏皇室的真實態度又如何呢？《晉書》卷三一《景懷夏侯皇後傳》載：

後（夏侯徽）雅有識度，帝（司馬師）每有所為，必預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後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後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

夏侯徽是夏侯尚之女，母為曹真之姊妹。她察覺司馬師「非魏之純臣」，竟因此遭鴆殺。由此可見，司馬懿父子平日所「籌畫」，必定攜貳於曹氏。這再次證明，司馬懿「乘機恢復之念，未始或忘」。在魏明帝及其親信大臣這邊，也已對司馬懿是否是「社稷之臣」起疑。明帝曾詢問陳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陳矯答雲：「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高堂隆在病危時上書，借「黃初之際」的異兆，提醒明帝「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顯然也是指司馬懿而言。正因如此，當明帝病危時，他擬定的輔政班子，本來是將作為「朝廷之望」的司馬懿排除在外的。然而，由於劉放、孫資讒間使詐，明帝臨時更改前詔，終究確定司馬懿為顧命大臣之一。曹魏王朝由此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二、曹爽集團與司馬懿集團的分野

正始年間（240--249）發生在曹魏政權內部的派別斗爭，是圍繞著兩個輔政大臣--曹爽、司馬懿而展開的，我們不妨將對立的兩派分別稱作「曹爽集團」、「司馬懿集團」。那麼，這兩個集團的主要區別或特徵是什麼呢？

屬於曹爽集團的人物，除曹爽兄弟外，主要有夏侯玄、何晏、鄧飈、李勝、丁謐、桓范、畢軌等。曹爽是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明帝即位後，曹爽頗受寵待，官至武衛將軍。明帝病重，拜曹爽為大將軍，受遺詔輔政。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曹真之甥，與曹爽為中表兄弟。曹爽輔政後，夏侯玄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轉征西將軍。何晏，南陽人，漢大將軍何進之孫，其母尹氏被曹操收作夫人。何晏年少長於宮中，曹操待之如己子，稱作「假子」；成年後娶曹操女金鄉公主。鄧颶，南陽人，東漢開國功臣鄧禹之後。李勝，南陽人，「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丁謐，沛國人，其父丁斐為曹操舊將。桓范，沛國人，建安末入曹操丞相府，為「譙沛」舊人。畢軌，東平人，子尚公主，為皇室姻親。

從以上背景資料看，曹爽、夏侯玄出自曹氏、夏侯氏宗族，何晏、畢軌是皇室姻親，丁謐、桓范屬「譙沛人」，都與曹魏皇室關系密切；鄧颶、李勝則通過何晏、曹爽進入該集團。因此，他們無疑是一個親曹魏皇室的政治集團。此為其一。其二，以地域論，主要集中在沛國、南陽兩地，都在黃河以南地區。其三，除桓范、畢軌年歲較長外，其餘為年輕人。

屬於司馬懿集團的人物，除司馬懿父子外，主要有司馬孚、盧毓、孫禮、劉放、孫資、高柔、王肅、王觀、傅嘏等。另有一個特殊人物蔣濟，後面將專門討論。司馬孚是司馬懿之弟，曾為曹植文學掾。盧毓，涿郡人，其父盧植為經學大師。盧毓曾由崔琰薦舉為冀州主簿，後人曹操丞相府。孫禮，涿郡人，曹操平幽州，辟為司空軍謀掾。劉放，涿郡人，漢室後裔。曹操平冀州，劉放歸附，人為司空府屬。孫資，太原人，曾為曹操丞相府屬。高柔，陳留人，從兄高幹為袁紹之甥。（曹操曾「欲因事誅之」，高柔自晦得免。王肅，東海人，荊州古文經學學者，其父王朗為曹魏名公。王肅女嫁司馬懿子司馬昭，兩人為兒女親家。王觀，東郡人，曾為曹操丞相文學掾。司馬懿為太尉，辟王觀為從事中郎。傅嘏，北地人，伯父傅巽為魏侍中、尚書。傅嘏初仕為陳群司空掾；司馬懿為太傅，辟其為從事中郎。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可作出如下初步判斷。其一，司馬懿、司馬孚為司州河內人，盧毓、孫禮、劉放均為幽州涿郡人，孫資為並州太原人；高柔雖為兗州陳留人，但長期居留並州，與袁氏政權關系密切。以地域論，他們集中在黃河以北地區。王肅、王觀、傅嘏等則通過姻親、主吏關系進入該集團。其二，除傅嘏較年輕外，其餘主要是建安時期人仕的老官僚。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得知：曹爽集團成員與司馬懿集團成員在所出地域和年齡層次兩個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我們對兩個集團的進一步剖析，邸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初學記》』黟卷八引盧毓《冀州論》雲：

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尚書何平叔（何晏）、鄧玄茂（鄧颶）謂其土產無珍，人生質朴，上古以來，無應仁賢&xx，1，異徐、雍、豫諸州也。

嚴可均《全三國文》搜羅古類書，從《藝文類聚》中又輯出該論佚文一條，另外輯出何晏《冀州論》、《九州論》佚文數條，但內容都是褒贊冀州人物、風土和物產，與何晏貶抑冀州的態度不合，當是盧毓所論之佚文。

唐長孺認為，《九州論》也是《冀州論》之訛，「當時必是何晏、鄧飈先作《冀州論》而盧毓駁之，盧毓之文應該是《難冀州論》，後世傳寫脫去『難』字，所以都誤題何晏」。何晏等為何要著文貶抑冀#17據《後漢書》卷九《獻帝紀》記載：「（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

李賢注引《獻帝春秋》雲：「時省幽、並州，以其郡國並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並為雍州。」唐長孺指出：「雖然說司州並人雍州，但大河以北諸郡應並人冀州，河內在漢末是屬於冀州的。何晏的《冀州論》從上古說起，所以不是漢代的冀州而是古冀州或漢末所恢復的古冀州，其中是包含河內的」，

因此，「推測是正當司馬氏與曹氏斗爭之際，他有意貶抑冀州以打擊司馬氏」。我們可以作一點補充，即何晏所打擊的不僅是司馬氏，還包括其黨羽盧毓、孫禮、劉放、孫資等，他們都在恢復後的古冀州范圍內。《三國志》卷九《曹爽傳》稱「（何）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大概就是指這件事。

為打擊政敵而牽涉到地域風土文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漢代選舉實行察舉徵辟制，門閥、鄉里對個人仕進至關重要，同一地域內士人往往在婚姻、仕宦等方面互相提攜。發展到漢末，地域在政治上的意義便相當突出。比如，汝南、潁川兩郡地域毗鄰，在漢末人才輩出，號稱「汝潁固多奇士」。孔融與陳群論汝、潁人物，作《汝潁優劣論》，執意要在汝、潁士人之間分別高下，認定「汝南士勝潁川士」。潁川士人投附曹操，孔融因反對曹操而遷怒於他們，故有此一辯。

其實，在曹魏政權中，地域與政治相關聯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建安二十一年（216）曾發生兩起有聯系的大案，即「崔琰案」和「毛玢案」。在上篇第三章中，我們揭示到：在崔琰案中，支持崔琰的是以冀州為主的河北士人，曹操誅殺崔琰，實質上是對這些人的一次集中打擊行動；而在毛階案中，替毛玢辯護的是侍中和洽、桓階，兩人都是南方名士。《三國志》卷一二《崔琰傳》注引《魏略》載：

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日：「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崔林是崔琰從弟，從他與陳群議論冀州人士的態度看，南北士人間明顯存在著隔閡。陳群貶斥崔琰「智不存身」，崔林則反唇相譏，認為陳群等潁川士人（即「卿諸人」）不足為貴，雙方爭論的焦點無疑是南北士人與曹魏政權的關系。看來，像崔林這樣的河北士人，其潛意識中對曹操壓制本土人士一直耿耿於懷。

在《三國志·魏書》中，可以見到不少河北士人互相提攜、關照的事例。（駐我們不難推斷，當司馬懿與曹爽發生權力斗爭時，那些與南方士人有著隔閡的河北士人當然投向司馬懿一邊。明帝臨終前，拜孫禮為曹爽大將軍長史，本意是將他作為曹爽的「良佐」。然而，孫禮「亮直不撓」，與曹爽不合，遂被遷調外任。孫禮最終投靠了司馬懿。

劉放、孫資長期擔任中書監、令，掌典「機密」，被明帝倚為腹心。但是，當明帝就「萬年後計」向孫資徵求意見時，孫資「依違其間，無有適莫」，而其本意則是否定明帝「使親人廣據職勢」的主張，建議選用一兩個外臣輔政，『挈實是有所傾向。景初三年（239）正月，明帝病重，擬以燕王曹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同輔政。劉放、孫資與夏侯獻、曹肇等有隙，恐遭其禍，遂讒間使詐，勸明帝罷免曹宇等，僅以曹爽輔政，又力陳宜以司馬懿「相參」。

其實，劉、孫二人當然明白，曹爽與夏侯獻、曹肇等關系密切，只有司馬懿才能保全其官位及身家性命。兩人以私念而壞國家大計，昭然可知，裴松之稱「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司馬懿），魏室之亡，禍基於此」，確為的論；而劉放、孫資在急切問引司馬懿為援，地域因素實是雙方共有的默契，也即是說，兩人投靠司馬氏，為時更早。

在曹爽集團這邊，如前所述，地域因素更為明顯。值得一提的是，曹爽曾試圖將衛臻引人本集團。據史載，「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人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衛臻，陳留人，其父衛茲曾以資財助曹操起兵，後從曹操戰死。他既是南方人，又與曹氏頗有淵源，所以成為曹爽拉攏的對象。

就年齡層次方面而言，在曹爽集團成員主要為年輕人這一表象的背後，存在著的基本事實是：建安時期人仕的南方人士，到正始年間已凋零不堪，尤其是作為曹魏政權支柱的「譙沛集團」和「潁川集團」人物，大都已相繼故世，親曹魏皇室勢力實際上處在重新組合階段。

在司馬懿集團成員這邊，其所以以建安時期入仕的老官僚為主體，恰恰反映了這個時代政治斗爭的深遠影響，比如司馬懿、高柔劫後餘生，河北士人受壓制、打擊等，這些因素潛存在該集團大部分成員身上，一旦親曹魏皇室勢力衰弱，便顯得活躍起來。

除上述兩個方面外，曹爽集團與司馬懿集團的差異，在政治思想方面雖較隱晦但十分重要。《世說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劉孝標注雲：《魏志》日：「（鍾）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栽。」

文中提到「才性論」是當時名士討論的重要命題。關於魏晉才性論的大致內容和政治意義，陳寅恪、唐長孺已有精闢論證。就與本文相關者而言，才性論是分析、批判東漢名教之治的政治理論，是名理學的重要議題。凡主張才性同、才必合者（如傅嘏、鍾會），即是遵循名教傳統，認為人才的德行與才能一致；

凡主張才性異、才性離者（如李豐、王廣），即是受曹操「唯才是舉」理論的影響，認為人才的德行與才能相分離。我們知道，傅嘏、鍾會屬司馬氏一黨，李豐、王廣則忠於曹氏，因而不難推斷，曹爽、司馬懿兩集團成員在政治思想方面判然有別。事實上，司馬懿集團成員曾對曹魏現行治國方針提出廣泛、深刻的批評意見。

明帝以盧毓為吏部尚書，掌典選舉，詔稱「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答雲：「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明帝的本意是破除選舉中的名實不符弊端，所持的是「唯才是舉」標准，盧毓卻以名教觀點解釋「名」，肯定了它在選舉中的作用，實是對明帝主張的否定。另從盧毓與李豐論才性問題的言論看，他也屬於主張「才性合」的一派。』鬻嘏在青龍年問上書，更對曹魏政治作了多方面的尖銳批評。盧、傅二人是司馬氏集團的理論家，其意見具有代表性。

與司馬懿集團成員堅持名教統治原則相對應，在曹爽集團成員這邊，存在著所謂「浮華」問題。《曹爽傳》載：南陽何晏、鄧颶、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人們多依據這條材料，認為何晏等5人，加上夏侯玄，都屬於「浮華」黨徒，從而斷定曹爽集團為「浮華」派。

其實，《三國志·魏書》及裴注涉及「浮華」案成員名單者還有數處，只提到夏侯玄、諸葛誕、鄧飈、李勝、劉熙、孫密、衛烈等7人，均不及何晏、丁謐、畢軌。據《曹爽傳》注引《魏略》所載何晏等三人事跡，可確知三人不在「青龍浮華案」中。陳志敘魏晉嬗代事，本來就多有舛謬，上引材料連帶敘述，將何晏等三人與其他人混為一談，不可不辨。此為其一。

其二，在太和及正始年間青年名士探討名理學和玄學問題的潮流中，參加者除屬於曹爽集團的夏侯玄、何晏外，屬於司馬懿集團的司馬師、傅嘏，後來投靠司馬氏的鍾會，也在其中；『觀且，夏侯玄、何晏、李勝等在任官期間都頗有實績。因此，若非受舊史詆毀何晏等人的傾向影響，我們很難將其中一方指為「浮華」派。其三，最重要的還在於，夏侯玄、何晏等探討理論問題，是有現實政治意義的。

《文心雕龍·論說篇》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劉勰將曹魏創業初期「術兼名法」與正始年間「務欲守文」對舉，而把傅嘏、王粲等「校練名理」、何晏等「始盛玄論」看作是對應於兩個階段的政治理論，意旨甚為明確。

劉勰是南朝齊、梁間人，相對魏晉之際的人們而言，其思想認識較為客觀。關於夏侯玄、何晏等以玄學思想指導政治實踐，下面還要專門討論。另一方面，同樣是探討理論問題，司馬師等人所持的立場與何晏等是有區別的。傅嘏「校練名理」並堅持名教立場，已揭示如上。《三國志》卷--A（鍾會傳》載：「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日《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說明鍾會雖然將所撰著作題為「《道論》」，但在當時「浮華」案打擊的是夏侯玄、諸葛誕等人互相品題，干擾選舉，與後世稱何晏、王掰等「浮華」、「浮誕」不是一回事。

人看來，他探討的問題並沒有超出刑（形）名學范疇。本傳稱他「博學精練名理」，上文說到他主張「才性合」，表明他在名理學中堅持了名教立場；他無法在理論上達到玄學高度，當是隔著名教這層滯礙。此外，何晏曾稱司馬師「能成天下之務」，大概司馬師雖然參與談論，但其本志僅在於建立事功，自然不可能有什麼理論創造。考慮到曹丕曾以「寬仁玄默」為最高宗旨，採取外儒法而內黃老的治國方略，』我們有理由認為，夏侯玄、何晏等倡導玄學理論，反映了親曹魏皇室新權貴進一步為這個王朝探求統治思想的企圖，這也是促成名理學（即形名學）向玄學過渡的真正動力。後世談論何晏等人煽動玄風，往往溯源於曹丕「通達」放任，卻較少注意兩者在政治思想上的聯系。

4、司馬懿，字仲達。古代人為什麼要有字，是什麼意思。我們能取個字嗎

現在的人，大多數有「名」，無「字」，所以當我們說到「名字」的時候，通常指的僅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數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識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還有「號」。
（一）什麼是名、字
所謂「名」，是社會上個人的特稱，即個人在社會上所使用的符號。「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與「名」相表裡的，所以又稱「表字」。《禮記·檀弓上》說：「幼名、冠字。」《疏》雲：「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雲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也。」 由此可見，名是幼時起的，供長輩呼喚。男子到了二十歲成人，要舉行冠禮，這標志著本人要出仕，進人社會。女子長大後也要離開母家而許嫁，未許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歲許嫁時，舉行笄禮，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喚。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實，如夏商兩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盤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與當時人重視時辰的觀念有關。後來隨著社會的前進，語言文字的發展，意識觀念的加強，人名越來越復雜，給人起名也成了一門學問。取名時，要對其所包容的內涵慎重考慮，反復斟酌。《左傳·桓公六年》記載著春秋時代命名的五個原則：「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這是魯國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問名時提出來的，意思是：或根據其出身特點，或從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揚德行、寄託父輩期望等幾個方面比照取名。並且提出七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來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義、重內涵的做法，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至今。對於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將要從事的職業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別。對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剛強猛毅之字，對女的多選賢淑、艷麗、優美動聽之詞。
另外，取名還反映著時代特點，上面提到的夏商兩代喜歡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後來在長期封建社會里，官宦富貴之家，多以忠孝節義、福祿壽康、陞官發財之義來命名，所以叫仁、義、禮、智、信、得福、德貴、延壽、榮升、繼祖、耀祖、續宗的人特別多。平民百姓也想過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孫，上學念書，所以叫富貴、德福、進財、志學、平安、長順、滿倉、滿囤、保成、金鎖、栓柱等名字的特別多。
建國後又出現了許多新名，如建國、援朝、衛國、擁軍、建軍、支越、留蘇、衛東、紅衛、文革、學工、支農等。
開放以來，又興起取外國名宇，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義上有何聯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講究，情況也非常復雜，但仔細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規律可尋的。如常見的有按兄弟行輩中長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還有個哥哥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屬三國時東吳孫氏弟兄了。孫策為長子取字伯符；孫權為次子取字仲謀；孫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孫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還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況也很多，因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稱或尊稱。所以人們喜歡用它，如孔樁，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馬遷，字子長；曹植，字子健；蘇軾，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這些表字雖然常見，但是與本名聯系不大，實際上伯、仲、叔、季和子，還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們後面的那個字如「策」、「權」、「思」、「長」、「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這個主要成分與本名意義是有聯系的，下面分別作介紹：
1．意義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義相同，相通，是並列關系，所以又叫「並列式」。如：
屈平，字原。廣平曰原，意思相同。
顏回，字子淵。淵，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須，字子遲。須、遲都是「待」義。
張衡，字平子。衡、平義同。
陸游，字務觀。游、觀義同。
曾鞏，字子固。鞏、固義同。
班固，字孟堅。堅、固義同。
孟軻，字子輿。軻、輿都是車。
2．意義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為輔助，稱做「輔助式」。如：
梁鴻，字伯鸞。鸞和寫都是飛禽，但不是一種，鴻雁和鸞鳳可以互為輔助。
陸機，字士衡。機、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為輔助。
鄭樵，宇漁仲。樵是打柴的，漁是釣魚的，常為侶伴，互相輔助。
李漁，字笠翁。漁翁常戴蓑笠。
陳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製品，互為輔助。
3．意義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這種情況可稱為「矛盾式」，如：
曾點，字皙。點為黑污，皙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劉過，字改之。改了就不為過錯。
王績，字無功。成績和無功正好相反。
4．意義相順的：即表字與名往往出自一句話中，意思相順，而且字為名的意思作補充解釋或修飾，這種情況，可稱做「擴充式」。如：
徐幹，字偉長。《孔叢子》曰：「非不偉其體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話中意思相順，而且字對名作了補充解釋。
曹操，字孟德。《荀子·勸學》篇說：「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話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對名作了修飾性解釋和補充。
趙雲，字子龍。《周易》說：「雲從龍，風從虎。」名和字在一句話中，意思相順。
陸羽，字鴻漸。《周易》日：「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字對名作了解釋。
高明，字則誠。《禮記》日：「誠則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話中，誠是明的前提條件，明是誠的後果。
於謙，字廷益。《尚書》說：「謙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話中，謙是前提條件，益是謙的後果。
5．意義相延的：即表率意為名字意思的延伸。這種情況可稱之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這是對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釋了牧的含義。
楊達，字士達。士達，即士進的意思，進一步延伸了達的含義。
丘錫，字永錫。永錫是「永錫難老」 的省約，出自《詩經·魯頌》，延伸了錫的含義。
雷簡夫，字太簡。也是延伸強調了簡義。
（三）古時怎樣稱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於特別重視禮儀，所以名、字的稱呼上是十分講究的。在人際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謙稱、卑稱，或上對下、長對少的稱呼。平輩之間，只有在很熟悉的情況下才相互稱名，在多數情況下，提到對方或別人直呼其名，被認為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平輩之間，相互稱字，則認為是有禮貌的表現。下對上，卑對尊寫信或呼喚時，可以稱字，但絕對不能稱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長輩的名，更是連提都不能提，否則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產生了我國特有的「避諱」制度。這里暫時不說，下邊再詳細介紹。
在古代名和字連起來稱呼，也是為了表示尊敬。有兩種情況，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種情況是在先秦時期，當名和字連稱時要先字後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國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為「公孫」。
叔梁紇（he），孔子的父親，「紇」是名；「叔梁」是字；姓為「孔」。
孟明視，百里奚的兒子，「視」是名；「孟明」是字；姓為「百里」。
西乞術，蹇叔的兒子，「術」是名；「西乞」是字；姓為「蹇」。
白乙丙，蹇叔的兒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為「蹇」。
第二種情況是漢朝以後名字連稱時，先「名」後「字」。如：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場德進，東平劉楨公幹…··」這是曹丕《典論·論文》中的一段話，提到「建安七子」名字連稱，都是先名後字。
（四）別號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還有「號」。號是人的別稱，所以又叫「別號」。號的實用性很強，除供人呼喚外，還用作文章、書籍、字畫的署名。如盧仝《玉川子詩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體千字文》、老蓮《荷花鴛鴦圖》等。如果我們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別號，就很難知道這些作品的作者是誰。所以，對古代文人作家我們不但要掌握他們的名和字，而且還要記住他們的號。
1．號的來歷
起號之風，源於何時，文獻資料上沒有詳細記載，大概在春秋戰國時就有了。像「老聃」、「鬼穀子」等，可視為我國最早的別號。東晉時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南北朝時代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起了號，唐宋時形成普遍風氣，元明清達到鼎盛，不但人人有號，而且一個人可以起許多號。如明朝畫家陳洪緩有「老蓮」、「老遲」、「悔遲」、「雲門僧」等四個號。延至近代，用號風氣一直不衰，如蘇玄瑛號「曼殊」；齊磺號「白石」；何香凝號「雙清樓主」。現代以來文人的號逐漸被筆名所代替。
2．「號」是怎樣形成的
「號」 的形成有兩種情況：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總喜歡給自己起個號。正因為「號」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樣要受家族、宗法、禮儀以及行輩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發和標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現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別號，但仔細分析，深人考察，仍可歸納出一些共同的特徵：
甲，鮮明的時代印記，如：
唐宋時期，佛教在我國盛行，對中上層知識分子影響很深，所以許多人便以「居士」為號。李白號「青蓮居士」；白居易自稱『香山居士」；蘇軾號「東坡居士」，范成大自號「石湖居士」；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則文人以「道人」為號者尤其多。像馮子振號「怪怪道人」；喬吉號「惺惺道人」；任仁發號『明山道人」；吳鎮號「梅花道人」；趙孟頫號「雪松道人」。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造成國家苦難，民族危機。反對侵略，愛國圖強成了當時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這個調子給自己起號。像譚嗣同號「北飛」；黃少配號「黃帝嫡裔」；陳天華號「思黃」；秋謹號「競雄」等。
乙，強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鄭思肖，宋亡後隱居蘇州，自號「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詞人辛棄疾，重視農業，做官時提倡力田，獎勵耕戰，晚年退居農村，「更從老農以學稼」，自號「稼軒」；愛國詩人陸游，憂世憤俗，被權貴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以抒發對他們的蔑視；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來取號，表達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風流才子唐伯虎，自號「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說法即人生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極情緒的抒發；南宋詩人楊萬里號「誠齋」，因為抗金名將張浚曾以「正心誠意」勉勵過他，光宗皇帝又親書「誠齋」二字賜之。這樣「誠齋」不但表現了他在學習上的「正心誠意」，而且還包含著他對國家的「真心誠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畫家朱耷，在明亡時取號「八大山人」。「八大」二字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寄託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學者傅山，自號「朱衣道人」。明亡後，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幾次請他赴京應博學鴻詞科試，都被他拒絕，堅決不與滿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紅色的，實際上是明朝的象徵，因為明朝皇帝姓朱，紅是明的意思，寄寓著對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詩人戴復古，自號「石屏山人」，也寓含著一種精神。從他寫的詩中可以看出來。《感遇》詩雲：「人將作金塢，吾以石為屏。」「石」與「金」同樣堅硬；「石」雖比不上「金」身價昂貴，但卻素樸、古拙、氣象峰峰，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寫照。北宋詩人張詠自號「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見，「乖崖子」這個號寄寓著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詞的運用
古人起別號多用一些特定名詞。稱「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淵明），「甫里先生」（陸龜蒙），「東萊先生」（呂祖謙），「龍川先生」（陳亮），「蘭谷先生」（白樸）；稱「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陸繼仆），「任公」（梁啟超），「劍公』（高旭）；稱「子」的，如「幽憂子」（盧照鄰），「知非子」（司空圖），「歸來子」（晁補之），「鹿非子」（黃景仁）；稱「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蘇詢），「千岩老人」（肖德藻），「黃華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張之翰），「隨園老人」（袁枚），「穎濱遺老」（蘇轍），「滹南遺老」（王若虛）；稱「翁」的，如「桑萱翁」（陸羽），「醉翁」（歐陽修），「涪翁」（黃庭堅），「放翁」（陸游），「笠翁」（李漁）；稱「叟」的，如：「正齋叟」（關漢卿），「清痴叟」（陸采），「蝯叟」（何紹基），「蒙叟」（錢謙益）；稱「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會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魚）；稱「山人」的，如：「九華山人」（杜荀鶴），「少室山人」（胡應麟），「射陽山人」（吳承恩）；稱「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羅貫中），「顧曲散人」（馮夢龍），「清都散人」（趙南星）；稱「漁和樵」的，如：「沂東漁父」（康海），「藕盪漁人」（嚴繩孫），「湖北桃花漁」（高濂），「雁宕山樵」（陳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鋮），「天目山樵」（張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認的。這種「號」叫「外號」、「綽號」或「混號」、「渾號」。它有極強的表義性，不但可以增強人們對各類人物的記憶，是名、字、號以外的一種補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徵的一種寫照或折光。《水淋傳》一百單八將惟妙惟肖的綽號給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難忘的印象。黑旋風李逢、豹子頭林沖、青面獸楊志、花和尚魯智深、霹靂火秦明、插翅虎雷橫、拚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條張順等綽號，形象而准確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
許多「外號」、「綽號」是在實際生活中相互戲濾開玩笑時起的，因而多含有諷刺譏笑的貶義，如春秋時秦國人們稱百里奚為「五羖大夫」，這是因為他淪落楚國後，又被秦穆公用五張羖（黑公羊）皮贖回秦國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時人稱李義府「笑中刀」，又號「人貓」。是因為他做宰相時表現得外柔內奸；在宋朝人們給王珪的外號叫「三旨宰相」，是因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
在農村，送外號的風氣更盛，像「大個驢」、「二瓦罐」、「三黃菜」、「四鴿子」、「八狗子」、「紅棗」、「桃奴子」。「大鴨梨」、「夾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糧」、「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禿」、「黃毛」、「鴨子板」、「靠不上」等這些外號非常普遍。當然還有比這俗氣的，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號並不含有貶義，如宋朝時人們因為宋祁寫了「紅杏枝頭春意鬧」的詩句，便稱他為「紅杏尚書」；唐代詩人溫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韻，人們便稱他為「溫八叉」；大詩人李白才氣橫謚，下筆成章，人們便稱他為「李謫仙」。在現代也有這種情況，詩人李季給冰心起綽號「余太君」，反映了這位文壇老祖母的崇高威望。這種「綽號」雅而不俗。
以上講的是「別號」。
（五）富爵、地望
人際交往中，除了稱名、字、號以外，還要稱「官爵」、稱「地望」。古人認為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稱「官爵」：
杜工部、杜拾遺（杜甫）王右丞（王維）
蔡中郎（蔡邕）三閭大夫（屈原）
賈太傅（賈誼）張燕公（張悅）
高常侍（高適）張祠部（張繼）
錢考功（錢起）張司業（張籍）
如稱「地望」：
杜少陵（杜甫）韓昌黎（韓愈）
柳河東（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參）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寧（王昌齡）賈長江（賈島）
韋蘇州（韋應物）劉隨州（劉長卿）
這樣一來，「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號以外的又一別稱。
（六）少見的數字姓名
在我國古代，有些人用數字作為自己的姓名，數量雖然不多，但在古書中會遇到，所以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們的注意。以數字為姓名的有三種情況：
1．姓是數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間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縣丞。
二直：唐玄宗開元年間，在宮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雲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國蜀漢任諫議大夫。
七希賢：施州衛人，明代正德年間任永春縣訓導。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間任禮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間做翰林學士。
十華：宋代乾興年間進士。
2．名是數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黃八：黃庭堅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鎮
崔九：崔興宗
李十一：李構直
張十二：張賈
李十二：李白
韓十八：韓愈
李二十：李紳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數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詩草》和《台陽雜詠》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間進士，《西域聞見錄》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間封的將軍。
九·十：嘉慶時做廣西提督。
用數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風氣，清朝時滿族人更喜歡這樣取名。據不完全統計，僅乾隆年間寫入官修史書中的數字名就有110個，民間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麼這些數字名是根據什麼起的呢？大多數是在小孩降生時，根據其祖父母的年齡或父母的年齡之和數，作為這個孩子的名字。
唐朝時，那些數字名則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間的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