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司马老贼王之蔑视

1、司马懿，字仲达。古代人为什么要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取个字吗

因为古代男子20岁女子十五岁，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与本名涵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

可以取，直到近代仍然被许多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人使用，如胡适字适之，孙文字载之，毛泽东字润之。现代除了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大家仍然使用外，普通老百姓很少人使用了，有些喜爱历史学的人拥有表字，比如李浩然字子檀，周启星字承启。

(1)lol司马老贼王之蔑视扩展资料：

古人的明、字、号：

古人一般称呼别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直呼其名的，通常都是称字。如果是年轻人还没有字，他们则会说：年幼，无表。所以取字的目的，就是让别人尊重他，避免直呼其名。

其实更多的古代平民百姓是没有名字的，特别是古代的女孩子，这也是封建社会不平等的地方。古代的平民百姓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也不认识什么字，所以很多时候都不给孩子起名字。比如父亲姓李，第一个孩子叫李大，第二个儿子叫李二，要么就是花钱送礼找认字的先生给取个名。

古人的号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号，也就是自称的，另一种就是别人送的号。比如说晋朝的陶渊明，他家门前栽了五棵柳树，他就自称是五柳先生。又比如三国时蜀国的谋士庞统，他的号叫凤雏，他这个凤雏和诸葛亮的卧龙一样，都是庞德公送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表字

2、lpl结束后余霜主持的什么节目

那是赛后采访环抄节啦，主要对比赛获胜队伍的选手进行一段采访。
余霜是这波主持人中，嘴最刁的一个了，经常会问很多其他主持人不敢问的敏感问题。而且必问问题就袭是：获胜了之后心情怎么样。几乎所有选手都回答，高兴，开心之类的。然后余霜会自己傻呵呵的在那笑，选手不想笑也只好陪着笑。只有一个人淡知淡的回答道，还好，并且面无表情。余霜又傻呵呵在那乐，该选手一脸冷漠。完全没有陪着笑，搞得余霜笑的是尴尬至极！这位选手就是著名的王之蔑视～司马老贼。有兴趣可以看看采访录像，真道的逗。

3、司马懿怎么得的政权

发生在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是役，司马懿利用曹爽兄弟扈从齐王芳谒陵之机，发动兵变，控制京师洛阳，一举倾灭曹爽集团。曹魏政柄自此移人司马氏之手。这次政变是正始年间曹爽、司马懿两大对立集团长期矛盾的总爆发，其根源深远。关于这次事变，历来史家评论甚多，其中不乏发覆之见，为我们迸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线索。本章拟在前贤论述的基础上，对“正始党争”作若干探讨。

一、曹魏皇权演变与司马懿势力之兴

高平陵之变及随后司马懿诛夷敌党、专擅朝政，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司马懿历仕四主，二受顾命，为何一旦构嫌于宗室执政（曹爽），便萌生反逆之心？司马氏兵变得手、握有政柄后，何以迅即对曹魏皇权构成倾覆之势？这些问题牵涉到有关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需要追根溯源到“魏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统治时期。

曹魏王朝是由曹操奠定基业而由曹丕建立的。汉灵帝中平六年（189），曹操在陈留起兵，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这是他兴兵创业的开端。但是，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败降青州黄巾，他仍是一个“名微众寡”的普通军阀。当时，在争霸战争中居优势地位者首推袁绍。汝南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大根深。因此，袁绍在冀州起兵，得到大族、豪强的广泛支持。相比之下，曹操的家世妨碍了其势力发展。

曹操祖父曹腾，安帝时人宫，历侍顺、冲、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值东汉宦官专权之世，沛国谯县曹氏宗族颇受其惠。‘骡父嵩，为曹腾养子，依养父之势，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官，又因货赂中官及输钱1亿万而进位太尉，跻身东汉政权的最高统治层。曹操荫藉祖、父，20岁即举孝廉为郎，顺利地步人仕途。但是，在桓灵之际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激烈斗争中，曹操家族无疑被视作“浊流”一类。尽管曹操作了种种努力，疏远宦官势力，结交名士，“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仍得不到士大夫的完全认同。黄巾起义爆发，继而董卓暴乱两京，曹操得机厕身“名豪大侠”之列，兴兵争霸。几经挫折，终于据有兖州一隅。

曹操任兖州牧时，荀或是第一个前来投奔的世家大族人物。苟或出自颍川颍阴苟氏家族，祖父苟淑、叔父苟爽，享名极高。其父荀绲屈迫于宦官势力，为他娶中常侍唐衡之女，故“或为论者所讥”。因为这层缘故，苟或与曹操当有某种默契。曹操得到苟或，十分重视，称他为“吾之子房（张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由此他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又通过苟或的推荐，征辟了一大批名士，许都政权初具规模。

这个时期，钟繇、苟攸、杜袭、赵俨、陈群等颍川籍士人相继归附曹操，连同先前投附的苟或、郭嘉等人，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颍川士人集团”。还在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悖、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即随从征伐，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的“谯沛武将集团”。这两个集团对掌文武，构成了曹操政权的两大支柱，在争霸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曹操剿灭徐州吕布、淮南袁术两股割据势力，稳定兖、豫二州时，袁绍也攻灭劲敌公孙瓒，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的广大地区。曹、．袁两大势力隔河对峙，势在必争。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战胜袁绍；接着用了数年时间，到建安十一年，相继攻下袁氏老巢邺城，克平冀、青、幽、并四州，最终成为北部中国的霸主。

曹操倾灭袁氏集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首先，它破败了袁绍及其追随者依照东汉模式重建世家大族专政政权的企图，而曹操控制下的政权，则是豪强地主与世家大族的联合专政，从而曹操得以实行“名法之治”，进行一系列政治、社会的变革。其次，它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南方人士（大致以黄河为界）在统一政权中将居于政治主导地位。

在上篇第三章中，我们揭示到：曹操占领冀州后，将政治中心由许都移到邺城，又自领冀州牧，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他大量辟召河北名士，主要用作冀州州府的“省事掾属”；同时，针对冀州风俗“阿党比周”，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这些措施表明，曹操一方面对河北士人作有限度的拉拢、利用，另一方面又力图削弱其社会基础。在曹操政权中，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明显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消灭袁氏集团后，曹操步人了事业鼎盛期。

在巩固和扩大统一局面的同时，曹操强化了集权统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诛杀太中大夫孔融，就是他采取的重大举措。孔融，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是名重天下的大名士。他不满于曹操专擅朝政，处处与曹操作对，讥议时政，成为曹操集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曹操诛杀孔融，并打出“破浮华交会之徒”的旗号，决意破除汉末以来士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浮华交会”的风气，为集权统治扫清道路。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曹操相继发布了“唯才是举”三令。三令从解决选举用人的实际矛盾出发，意旨所及，深刻地触动了大族、名士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信条。

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盖孟德（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概括而言，曹操强化集权统治，必然要与大族、名士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发生冲突，由此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曹操将集权统治发展为建立魏国、图谋以魏代汉时，他与大族、名士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其严重后果是导致作为政权支柱之一的“颍川集团”发生分裂。颍川苟氏家族以苟或为代表，包括苟攸、苟衍、苟悦等，是颍川集团的核心，在曹操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苟或投附曹操，是以“乃心王室”为政治抱负的。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让董昭就“晋爵国公”事密咨苟或，苟或窥透其用心，断然表示反对。他因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此后，苟攸授职魏国尚书令，不久去世。钟繇一度象征性地拜授为魏国相国，因受“魏讽谋反案”牵连而免官。颍川集团的政治地位激剧下降，陈群被擢升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成为该集团的后进领袖。

综上所述，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在创建霸业和强化集权统治、图谋以魏代汉的过程中，与大族、名士的关系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以苟或投附曹操和曹操掌握汉献帝为契机，“颍川士人集团”较早形成与曹操的联合，是曹操势力得以兴盛的一个决定因素；曹氏、夏侯氏宗族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曹操结合，并构成“谯沛武将集团”的核心，则是另一个决定因素。然而，曹操与包括颍川集团在内的大族、名士有着很深的矛盾。他“破浮华交会之徒”，蔑视儒家礼法，都是针对大族、名士采取的举动，尤其是在“以魏代汉”的问题上，曹操与大族、名士尖锐对立，导致颍川集团分裂，从而削弱了自身政权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曹操战胜袁氏集团，造成南北士人在统一政权中政治地位悬殊，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由此埋下了地域政治的不安定因素。这些构成了未来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存在着被极端敌视曹氏政权者利用的可能。

陈寅恪指出：“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咐于部分“士大夫阶级”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杨彪、孔融是这样，金神、耿纪等也是这样，而司马懿则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

据《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关于司马懿受曹操辟召并最终就职的经过，《晋书》卷三一《宣穆张皇后传》、《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旧《晋书》，亦有具体记载，可与引文互相参证。司马懿出自河内温县的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居太守之任。他“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拒不应辟，当是在出身门户和文化传统方面鄙视曹操，并对曹操专擅朝政心怀不满。

当时，同郡名士杨俊认为他是“非常之人”，崔琰也评价他“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晋书》本纪则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司马懿是这样一个很有主见和富于个性的人物，他既然敌视曹氏，又怎肯轻易应辟而就范？诚如引文所反映，他反复盘桓，只是迫于曹操威逼才“惧而就职”，然则其“乘机恢复之念”，确实“未始或忘”。

司马懿进入曹操政权后，并未得到重用。然而，他在任太子中庶子期间，颇受曹丕“信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司马懿也附从陈群、桓阶、夏侯悖等人，表示赞成曹操取代汉帝。从拒不与曹氏合作到支持曹氏篡汉，司马懿的表现前后截然相反，这只能说明他精通权诈，善于韬晦，而很难说明其态度有根本转变。据《晋书》本纪载：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日：“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曹操察觉到司马懿“有雄豪志”，又查验到他“有狼顾相”，而太子曹丕却与他关系密切，不免要为“大魏国祚”忧虑。因此，曹操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希望引起警惕。若非曹丕袒护和司马懿本人深加韬晦，他几乎被曹操诛杀。

在曹操统治时期躲过两番劫难的司马懿，到曹丕在位期间，受到异乎寻常的宠待。曹丕称帝后，司马懿一再迁升，位望日隆，与陈群对掌朝政。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授命司马懿镇守许昌，录尚书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遗诏司马懿与曹真、陈群辅政，并诏太子：“有问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已经揭示：曹丕采取“通达”放任的用人方针，他确定司马懿的顾命大臣地位，奠定了司马氏势力发展的权力基础；与曹真、陈群相比，这两人的元勋地位是自曹操以来倚仗谯沛人、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产物，而司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宠信的结果。此亦表明，自曹操以来的曹魏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倾斜，河北士人终于登上权力顶层，取得历史性突破。

魏明帝在位期间，司马懿专擅疆场，尽显峥嵘。他在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孟达，平定反叛。太和五年以后，由于曹休、曹真相继去世，司马懿得以专擅对蜀战事。景初二年（238），他又率大军讨灭公孙渊，荡平辽东。至此，司马懿的权势、位望达到顶点，已成坐大之势。这个时期，司马懿对曹魏皇室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晋书》卷三一《景怀夏侯皇后传》载：

后（夏侯徽）雅有识度，帝（司马师）每有所为，必预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

夏侯徽是夏侯尚之女，母为曹真之姊妹。她察觉司马师“非魏之纯臣”，竟因此遭鸩杀。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平日所“筹画”，必定携贰于曹氏。这再次证明，司马懿“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在魏明帝及其亲信大臣这边，也已对司马懿是否是“社稷之臣”起疑。明帝曾询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云：“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高堂隆在病危时上书，借“黄初之际”的异兆，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显然也是指司马懿而言。正因如此，当明帝病危时，他拟定的辅政班子，本来是将作为“朝廷之望”的司马懿排除在外的。然而，由于刘放、孙资谗间使诈，明帝临时更改前诏，终究确定司马懿为顾命大臣之一。曹魏王朝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

正始年间（240--249）发生在曹魏政权内部的派别斗争，是围绕着两个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而展开的，我们不妨将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作“曹爽集团”、“司马懿集团”。那么，这两个集团的主要区别或特征是什么呢？

属于曹爽集团的人物，除曹爽兄弟外，主要有夏侯玄、何晏、邓飚、李胜、丁谧、桓范、毕轨等。曹爽是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明帝即位后，曹爽颇受宠待，官至武卫将军。明帝病重，拜曹爽为大将军，受遗诏辅政。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曹真之甥，与曹爽为中表兄弟。曹爽辅政后，夏侯玄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转征西将军。何晏，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尹氏被曹操收作夫人。何晏年少长于宫中，曹操待之如己子，称作“假子”；成年后娶曹操女金乡公主。邓飓，南阳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后。李胜，南阳人，“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丁谧，沛国人，其父丁斐为曹操旧将。桓范，沛国人，建安末入曹操丞相府，为“谯沛”旧人。毕轨，东平人，子尚公主，为皇室姻亲。

从以上背景资料看，曹爽、夏侯玄出自曹氏、夏侯氏宗族，何晏、毕轨是皇室姻亲，丁谧、桓范属“谯沛人”，都与曹魏皇室关系密切；邓飓、李胜则通过何晏、曹爽进入该集团。因此，他们无疑是一个亲曹魏皇室的政治集团。此为其一。其二，以地域论，主要集中在沛国、南阳两地，都在黄河以南地区。其三，除桓范、毕轨年岁较长外，其余为年轻人。

属于司马懿集团的人物，除司马懿父子外，主要有司马孚、卢毓、孙礼、刘放、孙资、高柔、王肃、王观、傅嘏等。另有一个特殊人物蒋济，后面将专门讨论。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曾为曹植文学掾。卢毓，涿郡人，其父卢植为经学大师。卢毓曾由崔琰荐举为冀州主簿，后人曹操丞相府。孙礼，涿郡人，曹操平幽州，辟为司空军谋掾。刘放，涿郡人，汉室后裔。曹操平冀州，刘放归附，人为司空府属。孙资，太原人，曾为曹操丞相府属。高柔，陈留人，从兄高干为袁绍之甥。（曹操曾“欲因事诛之”，高柔自晦得免。王肃，东海人，荆州古文经学学者，其父王朗为曹魏名公。王肃女嫁司马懿子司马昭，两人为儿女亲家。王观，东郡人，曾为曹操丞相文学掾。司马懿为太尉，辟王观为从事中郎。傅嘏，北地人，伯父傅巽为魏侍中、尚书。傅嘏初仕为陈群司空掾；司马懿为太傅，辟其为从事中郎。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作出如下初步判断。其一，司马懿、司马孚为司州河内人，卢毓、孙礼、刘放均为幽州涿郡人，孙资为并州太原人；高柔虽为兖州陈留人，但长期居留并州，与袁氏政权关系密切。以地域论，他们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王肃、王观、傅嘏等则通过姻亲、主吏关系进入该集团。其二，除傅嘏较年轻外，其余主要是建安时期人仕的老官僚。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得知：曹爽集团成员与司马懿集团成员在所出地域和年龄层次两个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对两个集团的进一步剖析，邸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初学记》’黟卷八引卢毓《冀州论》云：

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何晏）、邓玄茂（邓飓）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xx，1，异徐、雍、豫诸州也。

严可均《全三国文》搜罗古类书，从《艺文类聚》中又辑出该论佚文一条，另外辑出何晏《冀州论》、《九州论》佚文数条，但内容都是褒赞冀州人物、风土和物产，与何晏贬抑冀州的态度不合，当是卢毓所论之佚文。

唐长孺认为，《九州论》也是《冀州论》之讹，“当时必是何晏、邓飚先作《冀州论》而卢毓驳之，卢毓之文应该是《难冀州论》，后世传写脱去‘难’字，所以都误题何晏”。何晏等为何要著文贬抑冀#17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

李贤注引《献帝春秋》云：“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唐长孺指出：“虽然说司州并人雍州，但大河以北诸郡应并人冀州，河内在汉末是属于冀州的。何晏的《冀州论》从上古说起，所以不是汉代的冀州而是古冀州或汉末所恢复的古冀州，其中是包含河内的”，

因此，“推测是正当司马氏与曹氏斗争之际，他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司马氏”。我们可以作一点补充，即何晏所打击的不仅是司马氏，还包括其党羽卢毓、孙礼、刘放、孙资等，他们都在恢复后的古冀州范围内。《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称“（何）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大概就是指这件事。

为打击政敌而牵涉到地域风土文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代选举实行察举征辟制，门阀、乡里对个人仕进至关重要，同一地域内士人往往在婚姻、仕宦等方面互相提携。发展到汉末，地域在政治上的意义便相当突出。比如，汝南、颍川两郡地域毗邻，在汉末人才辈出，号称“汝颍固多奇士”。孔融与陈群论汝、颍人物，作《汝颍优劣论》，执意要在汝、颍士人之间分别高下，认定“汝南士胜颍川士”。颍川士人投附曹操，孔融因反对曹操而迁怒于他们，故有此一辩。

其实，在曹魏政权中，地域与政治相关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建安二十一年（216）曾发生两起有联系的大案，即“崔琰案”和“毛玢案”。在上篇第三章中，我们揭示到：在崔琰案中，支持崔琰的是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曹操诛杀崔琰，实质上是对这些人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而在毛阶案中，替毛玢辩护的是侍中和洽、桓阶，两人都是南方名士。《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载：

明帝时，崔林尝与司空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群以“智不存身”贬之。林日：“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人，良足贵乎？”崔林是崔琰从弟，从他与陈群议论冀州人士的态度看，南北士人间明显存在着隔阂。陈群贬斥崔琰“智不存身”，崔林则反唇相讥，认为陈群等颍川士人（即“卿诸人”）不足为贵，双方争论的焦点无疑是南北士人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看来，像崔林这样的河北士人，其潜意识中对曹操压制本土人士一直耿耿于怀。

在《三国志·魏书》中，可以见到不少河北士人互相提携、关照的事例。（驻我们不难推断，当司马懿与曹爽发生权力斗争时，那些与南方士人有着隔阂的河北士人当然投向司马懿一边。明帝临终前，拜孙礼为曹爽大将军长史，本意是将他作为曹爽的“良佐”。然而，孙礼“亮直不挠”，与曹爽不合，遂被迁调外任。孙礼最终投靠了司马懿。

刘放、孙资长期担任中书监、令，掌典“机密”，被明帝倚为腹心。但是，当明帝就“万年后计”向孙资征求意见时，孙资“依违其间，无有适莫”，而其本意则是否定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的主张，建议选用一两个外臣辅政，‘挈实是有所倾向。景初三年（239）正月，明帝病重，拟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刘放、孙资与夏侯献、曹肇等有隙，恐遭其祸，遂谗间使诈，劝明帝罢免曹宇等，仅以曹爽辅政，又力陈宜以司马懿“相参”。

其实，刘、孙二人当然明白，曹爽与夏侯献、曹肇等关系密切，只有司马懿才能保全其官位及身家性命。两人以私念而坏国家大计，昭然可知，裴松之称“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司马懿），魏室之亡，祸基于此”，确为的论；而刘放、孙资在急切问引司马懿为援，地域因素实是双方共有的默契，也即是说，两人投靠司马氏，为时更早。

在曹爽集团这边，如前所述，地域因素更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曹爽曾试图将卫臻引人本集团。据史载，“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人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卫臻，陈留人，其父卫兹曾以资财助曹操起兵，后从曹操战死。他既是南方人，又与曹氏颇有渊源，所以成为曹爽拉拢的对象。

就年龄层次方面而言，在曹爽集团成员主要为年轻人这一表象的背后，存在着的基本事实是：建安时期人仕的南方人士，到正始年间已凋零不堪，尤其是作为曹魏政权支柱的“谯沛集团”和“颍川集团”人物，大都已相继故世，亲曹魏皇室势力实际上处在重新组合阶段。

在司马懿集团成员这边，其所以以建安时期入仕的老官僚为主体，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比如司马懿、高柔劫后余生，河北士人受压制、打击等，这些因素潜存在该集团大部分成员身上，一旦亲曹魏皇室势力衰弱，便显得活跃起来。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差异，在政治思想方面虽较隐晦但十分重要。《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刘孝标注云：《魏志》日：“（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栽。”

文中提到“才性论”是当时名士讨论的重要命题。关于魏晋才性论的大致内容和政治意义，陈寅恪、唐长孺已有精辟论证。就与本文相关者而言，才性论是分析、批判东汉名教之治的政治理论，是名理学的重要议题。凡主张才性同、才必合者（如傅嘏、钟会），即是遵循名教传统，认为人才的德行与才能一致；

凡主张才性异、才性离者（如李丰、王广），即是受曹操“唯才是举”理论的影响，认为人才的德行与才能相分离。我们知道，傅嘏、钟会属司马氏一党，李丰、王广则忠于曹氏，因而不难推断，曹爽、司马懿两集团成员在政治思想方面判然有别。事实上，司马懿集团成员曾对曹魏现行治国方针提出广泛、深刻的批评意见。

明帝以卢毓为吏部尚书，掌典选举，诏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卢毓答云：“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明帝的本意是破除选举中的名实不符弊端，所持的是“唯才是举”标准，卢毓却以名教观点解释“名”，肯定了它在选举中的作用，实是对明帝主张的否定。另从卢毓与李丰论才性问题的言论看，他也属于主张“才性合”的一派。’鬻嘏在青龙年问上书，更对曹魏政治作了多方面的尖锐批评。卢、傅二人是司马氏集团的理论家，其意见具有代表性。

与司马懿集团成员坚持名教统治原则相对应，在曹爽集团成员这边，存在着所谓“浮华”问题。《曹爽传》载：南阳何晏、邓飓、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人们多依据这条材料，认为何晏等5人，加上夏侯玄，都属于“浮华”党徒，从而断定曹爽集团为“浮华”派。

其实，《三国志·魏书》及裴注涉及“浮华”案成员名单者还有数处，只提到夏侯玄、诸葛诞、邓飚、李胜、刘熙、孙密、卫烈等7人，均不及何晏、丁谧、毕轨。据《曹爽传》注引《魏略》所载何晏等三人事迹，可确知三人不在“青龙浮华案”中。陈志叙魏晋嬗代事，本来就多有舛谬，上引材料连带叙述，将何晏等三人与其他人混为一谈，不可不辨。此为其一。

其二，在太和及正始年间青年名士探讨名理学和玄学问题的潮流中，参加者除属于曹爽集团的夏侯玄、何晏外，属于司马懿集团的司马师、傅嘏，后来投靠司马氏的钟会，也在其中；‘观且，夏侯玄、何晏、李胜等在任官期间都颇有实绩。因此，若非受旧史诋毁何晏等人的倾向影响，我们很难将其中一方指为“浮华”派。其三，最重要的还在于，夏侯玄、何晏等探讨理论问题，是有现实政治意义的。

《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刘勰将曹魏创业初期“术兼名法”与正始年间“务欲守文”对举，而把傅嘏、王粲等“校练名理”、何晏等“始盛玄论”看作是对应于两个阶段的政治理论，意旨甚为明确。

刘勰是南朝齐、梁间人，相对魏晋之际的人们而言，其思想认识较为客观。关于夏侯玄、何晏等以玄学思想指导政治实践，下面还要专门讨论。另一方面，同样是探讨理论问题，司马师等人所持的立场与何晏等是有区别的。傅嘏“校练名理”并坚持名教立场，已揭示如上。《三国志》卷--A（钟会传》载：“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日《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说明钟会虽然将所撰著作题为“《道论》”，但在当时“浮华”案打击的是夏侯玄、诸葛诞等人互相品题，干扰选举，与后世称何晏、王掰等“浮华”、“浮诞”不是一回事。

人看来，他探讨的问题并没有超出刑（形）名学范畴。本传称他“博学精练名理”，上文说到他主张“才性合”，表明他在名理学中坚持了名教立场；他无法在理论上达到玄学高度，当是隔着名教这层滞碍。此外，何晏曾称司马师“能成天下之务”，大概司马师虽然参与谈论，但其本志仅在于建立事功，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造。考虑到曹丕曾以“宽仁玄默”为最高宗旨，采取外儒法而内黄老的治国方略，’我们有理由认为，夏侯玄、何晏等倡导玄学理论，反映了亲曹魏皇室新权贵进一步为这个王朝探求统治思想的企图，这也是促成名理学（即形名学）向玄学过渡的真正动力。后世谈论何晏等人煽动玄风，往往溯源于曹丕“通达”放任，却较少注意两者在政治思想上的联系。

4、司马懿，字仲达。古代人为什么要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取个字吗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